《家山》研究小辑 || 贺绍俊丨《家山》：以乡村志彰显湘楚魂

Original 贺绍俊文艺论坛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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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山》：以乡村志彰显湘楚魂

文 /贺绍俊

摘　要：王跃文站在乡村立场去观照历史动荡中的沙湾村，为沙湾村写出一部全面而又完整的乡村志，同时也给家族叙事和历史叙事带来重大突破。作家书写社会大变革时代，往往采取“常事不书”的宏大叙事，而王跃文偏偏以“常事”写史，通过一个常态化的、也是普遍化的沙湾村，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历史变革的必然性与合逻辑性。《家山》告诉我们，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小说以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把握时局动荡中的人物，写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家山》；乡村志；“常事不书”；精神之魂

王跃文的《家山》是以家乡和家族历史为原型的一部小说，他所写的沙湾村位于湖南西南的溆浦县，这里群山环抱、峰峦起伏、河流纵横、云蒸霞蔚。伟大诗人屈原流放于此地十六年，他的大量诗篇都是在溆浦创作的，因此这里被称为“楚辞的源头”。“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这是屈原《涉江》中的诗句，屈原两千多年前行至溆浦时心中充满迷茫，这里丛林茂密，是猿猴栖居之地，殊不知，就在屈原迷茫间，人文的种子便播撒在这片山水间。人文繁衍出一个个自然村落，村落积累了厚厚的人文。王跃文所写的沙湾村就是这些自然村落的一个典型，他以自己精湛的叙述和深邃的历史洞见彰显了村子的人文积淀和精神光芒。

乡村志的历史叙事

小说写的是沙湾村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的生活。王跃文写到沙湾乡村的方方面面：农耕劳作，租佃税捐；婚丧嫁娶，家族繁衍；兴学习武，生老病死；乡邻伦理，民俗民风……俨然就是一部生动形象的乡村日常生活画卷。王跃文不以人物命运和连贯的故事为主线，而在乎生活场景的真实感和知识性，这是一种书写乡村志的方式。王跃文为写好乡村志显然做足了功课，古人说：“志通‘识’。”就是说，“志”是记载知识性的事件和典章制度的。小说在这方面的书写可以说是细致入微，比如对于田赋的书写，都精细到田赋的税额变化，以及田赋附加税的繁多名目，足见当时农民的负担之重。小说记述之详尽足以将其称为湘西南的乡村“百科全书”。王跃文在这部小说中尽管引入志的思路，但他并非为写志而志，同样是古人所说“志乃史载”，即志也是历史的一种表述方式。王跃文撰乡村志最终是要写乡村的人，他着重写了沙湾村陈家五代人的命运变迁，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王跃文为陈家所修的一份活生生的家谱，也难怪王跃文曾在一次访谈中透露，他最初给小说所取的标题就是“家谱”。从这个角度来看，完全可以将《家山》归到家族小说一类。但王跃文是一位不愿从众的作家，这一点在《家山》的写作中再一次得到充分的证明，虽然小说是一个家族小说的故事框架，但王跃文却有意避开了家族小说基本采用的叙述模式。家族小说的基本叙述模式是以家庭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变迁为主干展开情节发展的，是基本采取纪传体来进行历史叙事的。王跃文既然要为陈家五代修家谱，自然离不开历史叙事，但他偏偏不采用纪传体，而是采用乡村志的叙述方式，他是由志入史、由史及人，最终是将陈氏家谱上的每一帧人像都描绘得栩栩如生。这是我要从历史叙事方式上为《家山》辨析的一点。也就是说，王跃文首先在历史叙事方式上就表现出了他的与众不同。

　　采取乡村志的历史叙事方式，虽然说这只是一个艺术形式的问题，但在王跃文的乡村志书写中却蕴含着历史观和历史识见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它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基调和成色。王跃文所写的这段历史时期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急剧变化的时期。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是一段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年代，中国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段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沙湾村处在湘西南的群山环抱之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并不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尽管如此，大时代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沙湾村也难以躲避。事实上，湘西南虽然地处偏远，但自近代以来，这里始终在感应着外界的风云。《家山》中就写道，还在民国初期，沙湾村就有好几位青年外出求学，如佑德公的儿子劭夫，逸公老儿的三个儿子扬甫、扬屹、扬卿，修根的儿子齐峰，都是少年时期便先后去大城市上了新学堂，有的成为黄埔军校的学员，有的则留学日本。《家山》中还写道，20世纪初的第一次工农大革命也波及沙湾村，这里也成立了农会。在国民党剿灭共产党的行动中，沙湾村一度也变得风声鹤唳，红军的队伍曾从这里经过，留下了红色的种子。抗日战争时期，沙湾村则通过征兵、增税等事件感受到了战争的煎熬。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沙湾村的村民也积极投入到新中国解放的大潮之中。沙湾村的变迁始终是与大时代的变革一脉相通。的确，我们从王跃文的叙述中感受到了沙湾村与整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相向而行的不可抗拒的势头。这是一种具有历史整体观的历史叙事，也是一种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叙事。在当代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无论是革命叙事，还是家族叙事，抑或是乡土叙事，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故事时，大致上都会将其叙事置于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来观照历史的。但若细细辨析，仍能看出差别。一般而言，写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下的家族史，往往会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古代史书的撰写也留下相似的传统，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总结道：“常事不书，为史家公例。”为什么史家都认为写史不要去书写“常事”？因为过去的历史都是讲述帝王的历史，史家要记录的是朝廷大事、皇权大事。长篇小说中的宏大叙事可以说是延续了史家传统的“常事不书”，即力图要让自己的故事与国家命运、时代变迁完全对接起来。王跃文写《家山》时同样关注着那一段历史的国家命运和时代变迁，但他在讲述沙湾村历史时偏偏不守“常事不书”的“公例”，他落笔多半都落在“常事”上。开篇就从“常事”写起，写四跛子的妻子桃香，正月初六这一天在自家地场坪晒着日头纳鞋底，一边还要用竹竿赶麻雀、赶鸡，一边还和三岁的女儿逗嘴玩。这是最日常的农家生活场景。正月初六这一天在沙湾村还是发生了一桩大事情，沙湾村陈家人与舒家坪的人聚众打架，打架中四跛子打死了自己的外甥。这应该是沙湾村的一桩大事，但王跃文并没有在情节安排上格外强调打死人的事件，而是将其嵌入到日常生活的叙述之中，最终死人事件并没有造成恶化的后果，而是被强大的日常伦理所化解。《家山》基本上就是沿着开篇的这一路径往下写的，因此小说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常态化的沙湾村，也是一个普遍化的沙湾村，它让我们看到的沙湾村是一个一年四季循环渐进的沙湾村，而不是仅仅抓住突发事件、重大变故以及非凡人物、异常人物来表现的沙湾村。比如说，小说里多次写到沙湾村人家的迎亲活动，这些迎亲活动的细节大同小异，但王跃文不厌其烦地反复书写，因为这些迎亲活动既展现了乡村的婚嫁习俗，也有着浓郁的人伦情感在流淌，不要小看王跃文在处理这些细节的“大同小异”时的精心。“大同”体现出沙湾村有一个精神伦理的共同体，饱含着乡村的共情；“小异”则传神表现出彼时人物的处境和心理。如齐峰是一位潜藏在家乡的共产党员，他为了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便在履行父母的嘱咐时更显得唯命是从，他迎娶禾青时所有程序中规中矩，在迎娶路上新娘受到轿夫的耍弄时，齐峰虽然过意不去，且也只能顺从着民间的习俗。又如扬卿和瑞萍是两位接受了新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在开办国民学校时自由恋爱了，却仍听从父母安排举行迎亲活动，迎亲活动从大场面来看俟如旧制，两位新人仍在迎亲的空隙间互诉真情。有喜是佑德公收养的孤儿，佑德公也将有喜的迎亲活动张罗得很正式，王跃文则侧重描写了有喜的幸福感和感恩之情。

　　这里体现出了王跃文不一样的历史观，如果说宏大叙事是一种国家立场的历史观的话，王跃文的历史观就是一种乡村立场的历史观。王跃文站在乡村立场去观照历史动荡中的沙湾村，他才能够为沙湾村写出一部全面而又完整的乡村志。这不仅仅是沙湾村的乡村志，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在大革命时代的乡村志。对于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我们读得最多的是急风骤雨、天翻地覆的叙事。但应该承认，急风骤雨或天翻地覆只是历史的一种表情。王跃文的《家山》写出了历史的另一种表情，他告诉我们，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急风骤雨会在瞬间打破表层的秩序，但深层的变化却有赖于雨水长年累月的浸润。　　

变化中的人物形象

《家山》作为一部乡村志，又因为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而获得勃勃生机。“文学是人学”，这句文学界的至理名言，也指明了小说家的根本职责，以这个标准来阅读《家山》，王跃文便是一位非常忠于职守的小说家。作为一部乡村志，王跃文是通过人物来表现他对乡村的认识和对乡村的情感的。乡村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形态，它看上去十分松散，但人们并非一团散沙，而是有一根无形的纽带将人们凝聚在一起，这根无形的纽带便是乡村的伦理精神。我们从乡村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能感受到乡村伦理精神是怎样影响着他们的为人处世的。但在那个时代，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也一点点地吹进了沙湾村，旧传统和新思想，自然会发生碰撞和冲突，并带给人们在为人处世上的变化。王跃文写的就是正在变化中的乡村人物。

　　佑德公是沙湾村的首户，也是一方乡贤。村里有事都会请他主持公道，他秉持道义和公心，也让人心服口服。在很多家族小说中，都少不了像佑德公这样成为一个地方定神针的一方乡贤形象，这类乡贤形象基本上是儒家思想的信徒。儒家思想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以德修身，认为君子要恪守恕、忠、孝、悌、仁、义、礼、信。佑德公称得上是一位称职的乡贤，他身体力行贯彻儒家思想，但这个人物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吃透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他以“中庸之道”成功处理乡村的矛盾，他也以“中庸之道”愉快地接受了新的思想。他在乡亲们面前是一副慈祥、和蔼的姿态；无论尊卑，他对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但他又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说：“祖宗做事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后人不可太将就了，不然好规矩就没有了。”他的女儿贞一在外面自由恋爱完婚了，他也按老规矩为过女请客，并且“依古礼”亲手为每一位客人写请帖。他是以“中庸之道”坚持原则，因此柔中含刚。县上加重了赋税，村民负担不起，佑德公毫不犹豫地去县城敲开了县长的大门，向县长直言他是“为民请命”来了。即使在这种针锋相对的场合，王跃文仍写出佑德公的儒雅气度，他写佑德公“是不讲重话的人”，于是他以绵里藏针的话语指责县长不谙事理。地下党员齐峰在一些紧要事件或危险时刻往往要请佑德公帮忙，就因为他相信佑德公的公心。有喜是佑德公收养的孤儿，佑德公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有喜塑造成一个人人称其贤的好人，从有喜身上我们看到了佑德公的道德魅力。佑德公虽然一贯反对流血和武力，但在时局恶化到不可调和时，他又能支持人们上山投奔解放军，还赞叹“沙湾人有血性”。佑德公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那个时代，秉持“中庸之道”的乡贤不在少数，他们多半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而行。“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论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就是说，人的道德如果能够达到中庸，就是最高的道德。中庸源自孔子，后来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完善，逐渐形成关于中庸之道的完备理论，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一个人的理想人格，从而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理想境界。

　　扬卿是一个特别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特别的认识价值。20世纪初，一大批年轻人出国留学，接受了新思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他们成了中国启蒙思潮的主力。他们有的成了坚定的革命者，有的成了开创中国现代学术的学者、科学家，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能够看到这些知识分子，但像扬卿式的知识分子还比较少见。扬卿留学日本，完全接受了现代思想观念，他深深知道只有现代思想才能救中国，但他并不因此就彻底否定和抛弃中国的传统，因为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根性在中国。他留学归来后，虽然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去干大事业，但他却选择了回到家乡，因为他的父母已经老去，他要返回家乡孝顺父母。在扬卿身上分明是中西文化并置、一面两体。他在乡下穿着黑呢大衣和皮鞋，一副洋人派头，但他又是一个忠实的乡村之子，遵循着乡村的习俗。如他会在除夕之夜，按习俗“把煮好的财头肉放在茶盘里托着，先端到土地庙烧香、烧纸、作揖，再回屋在神龛前烧香、烧纸、作揖”。他全盘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因而痛感乡村的愚昧落后，明知自己无力改变，便从来不多置言，只在自己的日记中感慨：乡人愚昧，可叹可悯！但扬卿回到家乡后，沙湾人都把他看成怪物，人们不仅不能接受他的作派，更不能理解他说的话，因此扬卿也很少说话。只有佑德公看重扬卿，佑德公说：“他读过的书，他看过的世界，他一身的本事，他想的事情，沙湾人哪搞得清呢？”佑德公觉得扬卿在想事情，而且他所想的事情别人搞不清。的确如此，扬卿对中国现状和弊端有清醒的认识，他也有疗治弊端的方法，一旦有了机会，他就会行动起来的。他知道水利对于农业和民生的重要性，他以一己之力勘测全县的水文地质，并作出了全县的水利规划，他还主持修建起红花溪水库。他懂得要让乡村从愚昧中走出来，就必须以现代科学知识开启民智，开启民智就要办学堂。他在沙湾村办起了第一所现代学堂，他热心地招呼村里的孩子们来上学，他亲自担任教师，却表示不领薪资，他说：“我们都是极平凡的人，多为乡下这些孩子们发发光吧。”在扬卿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交融的神奇作用。中西文化在他身上并不是冲突和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和协调的关系，有时候两种文化又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比如他与人为善，既出于传统的仁爱，也体现出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他的爱情，既有西方的浪漫，也有东方的敦厚。像扬卿这样的知识分子极有可能在大革命时代中被边缘化，他们也很少作为一种典型形象出现在宏大叙事的文学之中。王跃文在《家山》中对扬卿这一人物形象刻画得相当丰满，也促使我们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大革命时代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自近代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以来，就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对于这一主张也引起思想学术界的极大争议，如果过滤掉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我倒是十分欣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扬卿就是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塑造出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

　　佑德公和扬卿是两个十分突出的变化中的人物形象，当然小说中值得一说的人物形象并不止这两个。如逸公老儿的豁达开明，福婆的慈祥心软；又如大字不识的桃香敢上县衙门打官司，贞一敢为取消女子缠足给县长写信；还有如齐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长年潜伏家乡，忍辱负重，从不鲁莽行动，成事则四两拨千斤，等等。王跃文饱含着对家乡的情感书写沙湾村的人物，他赞美流淌在沙湾人心中的爱和善，他也通过沙湾人重新认识了家乡。我由此想到了小说的标题：家山。家山的意思就是家乡，陆游以“家山”为题写过一首诗，诗中说：“家山不忍何山隐。”今天人们通用“家乡”这个词，很少说“家山”了。王跃文却偏要将“家山”拿来作小说的标题，我猜想大概是王跃文看重“山”的分量和坚实吧。家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家乡都会有一座山，它让家乡稳固牢靠，也让家乡人有了靠山。王跃文要写的就是沙湾村的这座“山”，这是一座由自然地理与文化传统构成的精神之山。从这个角度说，王跃文的《家山》也是在写湖南人的精神之魂。湖南人的确有不一样的性格和脾气，这一点在中国近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现代学者钱基博曾写过一部《近百年湖南学风》，他这样描述湖南：“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显然这就是对湖南人精神之魂的一种概括。现在人们似乎不怎么看重湖南人的精神之魂了，这有点惋惜！也因此我愿意将王跃文的《家山》视为一次对湘楚魂的重新书写，它让我不再为此而惋惜。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注：此文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3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如需下载引用，请以纸刊或网站定稿为准。

编辑：张觅

一审：刘瑶

二审：佘晔

三审：曹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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